編者按
“互聯網+”正成為越來越多人改變生活的途徑和目的地。
曾經在制造業和傳統服務業工作的務工者越來越多地進入互聯網線下服務行業。更高的收入、更舒適和安全的工作環境、更好的上升空間是他們變化的理由。正如改革開放之初，內地農民紛紛進入沿海工廠打工一樣，他們有自由遷徙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互聯網現在提供了更多這樣的機會。
只是，在收入增加、生活條件提高的背后，他們的命運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城市依然不是家。
漁民靳坤武曾經無法想象上岸之后的生活。
現在，38歲的他喜歡杭州刮風下雨的天氣。往往這個時候，在其他送餐員叫苦不迭的抱怨聲中，他推出電瓶車載著飯菜箱沖出去，心中隱隱有一股自豪感。
不畏風雨、奔跑不歇，這兩個特質很快讓靳坤武成為上萬名蜂鳥配送員中的佼佼者。一般人一天跑三四十單，他能跑七八十單，當然收入會隨之增長——8月，靳坤武到手14000元;9月，17000多元。
從原先跑船遠海打漁，轉行送外賣，至少到目前為止，靳坤武非常滿意自己的選擇：送餐多勞多得，收入比以前跑船時提高一倍多。“我得感謝馬云，創造了這么多就業機會。”靳坤武說，他堅持認為每月給他賬戶匯薪水的人是“馬云”，雖然他工作的蜂鳥配送其實是外賣平臺餓了么的配套物流公司，與馬云關系不大。
有一點他沒有弄錯，從遠洋出海到為互聯網外賣平臺工作，是個正確的選擇。
在互聯網+浪潮刺激下，新增的就業機會，源源不斷地吸引了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匯集到一二線城市，代替以往制造業，成為新一輪就業人口大浪潮頭所向。
這些人從原先的工地、商場、流水線上離開，或騎上電瓶車，或開上小汽車，化身為網約車司機、送餐員工、保潔阿姨和互聯網金融信貸員等等，開啟了一段新生活，也演繹出與以往不同的人生苦樂。此種影響不是“轟”地一聲，而是如水一般滲透。
職業新轉變 人口新流向
讀完初中一年輟學，在此后長達15年時間里，靳坤武作為一名漁民，跟著海船到過臺灣、韓國等海域打漁，海風海浪見得多，陸地上風雨再大對他而言都算溫柔。
2016年2月剛剛入行，作為一名新手，他因為對送餐地區不熟悉，一天只能送七八單，而別人能送二三十單。在船上待得太久，靳坤武用不好智能手機上的地圖App，于是就買了一張紙質地圖下班琢磨。上班后再騎著電瓶車穿街過巷，熟記小路。兩個月后，他的送單量狂升到五六十單，又逐漸上升到一天七八十單。
整體而言，跑單對于靳坤武而言，比跑船輕松一些。在船上，靳坤武有一次把20公斤的一箱箱帶魚排齊，站了兩天一夜，腳都腫了。但是，跑單也有跑單的辛苦。他不在乎風雨，但休息時間少、飲食不規律卻也是客觀存在的。靳坤武覺得自己比貨物快遞員要辛苦很多，“他們可以設計好路線，中午抽空吃上一頓飯，而我們在別人吃飯時是高峰期”。
夏天是旺季，有人點夜宵，靳坤武要跑到夜里一兩點，第二天早上七八點開始工作。有時一小時送七八單沒問題，高峰期一小時送十多單。
“不能超時，超時對客人有影響，對我們也有影響。”靳坤武說。有時候因為路上車壞了超時，靳坤武也會內疚。“送餐晚了，心理挺過意不去，我是這樣的一個人。”
半年時間里，靳坤武完成從“跑船”到“跑單”身份轉換，成為拔尖的送餐員，代價是162斤體重，下降到130多斤。說到這里，他苦笑一聲。
而在北京，河南籍保潔阿姨閆金玲與靳坤武也在為互聯網公司奔波勞作。為了省錢，她租住在海淀西北邊緣的一個平房區域里，經常騎上電動車跑上10多公里，奔波在不同的客戶之間也是常有的事。有時在一個別墅型的客戶家里，連續做6小時還不夠，第二天還得去。
而一些廚房里抽油煙機、廁所里馬桶，也都是又臟又累的活。公司考核閆金玲的一個指標是，一個月做到48單。
因為有及時打分評價系統，這些線下的“互聯網+”從業者都特別注意自己的服務評星，肯吃苦的河南籍就業者是其中的佼佼者。
新一輪移動互聯網浪潮后，人口最多的河南人，依然是勞動力輸出大省。生活服務平臺58集團提供給騰訊科技的數據顯示，新增互聯網+職位中，河南籍就業者在家政保潔和快遞員中比重，分別是13.8%和14.8%，位居第一;在司機中排名第五。
70后服務90后
和靳坤武一樣，閆金玲也生于1979年。騰訊科技調研后發現，70后可能是互聯網+行業中最賣力、最踏實的一撥人。而有著互聯網原住民之稱的90后，則是接受服務、支撐起市場的活躍客戶。
閆金玲沒讀到初中，就來到北京一個家俱廠里刷油漆，后來做過各種苦活、累活和雜活，甚至在京郊農地上種過大棚蔬菜，月收入一直在二三千元。今年上半年，閆金玲在北京昌平回龍觀地區服務的一個線下家政公司，全部對接到線上家政服務平臺e家潔，經過半個月上崗培訓，她通過了考試，發現可以自由地根據自身情況選擇接單。
工作開始發生變化。工作時要穿上桔黃色圍裙制服，上門服務前要電話確認時間，客戶開門后要一套簡單自我介紹與說辭;進客戶家門前要把自己鞋放在門外，換一雙工作鞋;衛生間、客廳和廚房等不區域、平面用不同的抹布;臨走時候把垃圾全部帶走。現在，她的收入提高到每月五六千元。
服務標準化之后，閆金玲工作心態有了改變，再也不像之前做此類工作時“低人一等的感覺，現在我是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為了解決上下班通勤和工作時意外，閆金玲在公司統一組織下，交200元買了保險。家政行業競爭激烈，提升品質是一條路徑。e家潔應對方法是對于閆金玲提供的“小時工”性質服務，暫時不抽成任何費用。而對于由閆金玲發現并抓住的專業程度稍高、技術難度較大的活，比如皮具保養、拆洗抽油機等，e家潔會提取一定費用。這樣，普通的小時工，就成為后繼服務的一個流量入口，從而構建出新型服務的商業模式。
為此，閆金玲不斷地參加公司組織的專業技能培訓。不斷進步向上的感覺讓閆金玲很享受。她積極地介紹認識的一些人加入e家潔。閆金玲所在團隊有200多位“阿姨”，來自湖南、湖北、安徽和山東等地。其中，差不多都是與閆金玲年紀相信的女性。“50歲以上的老人不會用手機做不了這個工作，而90后則幾乎沒有。”閆金玲告訴騰訊科技。
90后較多地出現在服務對象中。閆金玲服務的昌平回龍觀社區和海淀北部一些地方，并不是富裕家庭居多，而是一種正態分布，一般家庭不少，還有很多是年輕人合租的房子。“他們白天上班，沒時間收拾屋子，湊錢請保潔阿姨。”閆金玲說。
在杭州送餐的靳坤武同樣注意到90后年輕人更愿意在網上下單訂餐，不愿做飯。互聯網“原住民”生活需求更多希望在線上解決。“不少人夜里一兩點下單叫外賣，他們邊上都有電腦。”據靳坤武觀察，這些人有些是開網店，有些是在打游戲。與他一起送餐的90后，基本是干了一個月不到，就放棄了。
與80、90年那些沒有家累的人不同，70后靳坤武和閆金玲明顯對工作更有歸屬感，認真對待手里的活，并將之當成一項“事業”堅持著。
58集團提供給騰訊科技的資料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司機、家政保潔、快遞和送餐員等被互聯網加持的職位成為求職者增長最為迅速的行業，其中在2016年成為最新熱點的送餐員增長最快，同比增長達232.6%。第三季度，送餐員平均薪水超過500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漲幅約為10%。
一個明顯特征是，互聯網+職位推動藍領從勞動力密集地區向一二線城市流動。北上廣深是吸引上述四個職位最重要城市，其中家政保潔和送餐員一線城市集中度最高，一線城市占比均超過20%。靳坤武和閆金玲無疑是此輪互聯網+藍領潮流中典型代表，學歷低、肯吃苦，有一定學習能力，有家庭和孩子。
今年5月，靳坤武所供職的蜂鳥配送進行了一次薪資調整，取消了之前每個月2000元的保底底薪，將每單提成從4元錢漲到7元。靳坤武愈發高興。一般送餐員會給電瓶車多加一塊備用電池，他買了兩塊。三塊電池可以一共可以跑200公里。最近他發現，“電池跑久了，又有些不夠用了。”
到新行業去
90后不愿進入“互聯網+”的服務行業，目前還有70后、80后頂著。靳坤武算過，起碼能干到50歲，“到那時還有十幾年，以現在標準算，到時一天30單應該沒問題，一個月可以掙六七千元。”
正感受轉型極大壓力的是傳統制造業。“中國制造業看珠三角地區，珠三角制造業看富士康”，跟隨蘋果一起崛起的代工之王富士康，有著強烈的危機感，蘋果代工業務已經過了最輝煌時期。
進入9月份以來，是留在富士康，還是去一家互聯網金融公司，讓27歲的李飛頗為糾結。這源于李飛的一個老鄉兼同事忽然跳槽，去了一家叫提錢樂的網上消費金融公司，轉而到富士康廠區大門口支起了桔黃色攤子，推銷他們的APP和服務。老鄉和李飛，都來自湖北境內長江支流邊上的一個小鎮。老鄉想拉把李飛拉到自己一個陣營，共同開拓富士康藍領工人分期服務市場。
李飛2008年進入富士康觀瀾科技區工作，在富士康的工作資歷很長，目前是富士康內部“師二”級別。這個級別每月薪水是五六千元，比下面的“員一、員二”等級別要高很多，但是再往上升職至師三、師四，困難很大，師二級別在觀瀾廠區有上千人，競爭者眾多。而受制于蘋果手機銷量增長放緩，代工廠富士康整體業務增長停頓，李飛感到以往經常能獲得晉升的日子可能一去不復返。
新款iPhone銷售是否火爆?李飛有一套自創的衡量方法，他告訴騰訊科技，“每個月每個工人加班時間80小時，表示蘋果銷量好，超過這個數表示火爆，但是今年iPhone7
發布以來，沒有出現。”李飛說話不緊不慢，面孔、頭發都打理過，在10月份“海馬”臺風奔襲深圳的那天，穿著得體的短袖淡粉色襯衫。眼神中透露的自信讓他很容易區別于那些一般的打工者。
今年三四月份最淡季的時候，富士康在東莞的一個上萬人第三方外包代加工公司廠子，沒有活干，工人只能拿最基本的千元底薪。近兩年，李飛看到，全國各地紛涌而至的河南人、湖北人、湖南人、陜西人和山東人在減少。深圳富士康觀瀾區、龍華區工廠都在減人。龍華區由高峰期的40萬人減少到10來萬人已經不是秘密，而觀瀾區目前還有五六萬人規模。
2015年年底，富士康開始代工華為手機，一邊開始有步驟地裁人。處在基層管理崗位的李飛在年底前有些裁人指標。在別處，裁人是一件讓管理者頭痛畏懼的工作，在富士康相反。一次性發放的5萬元左右的裁人補貼，讓很多員工渴望進入被裁名單。“這樣結果是，一些不該被裁的被裁了，一些本該裁的裁不了。”富士康在加速走下坡路。
“這里有更好的晉升空間。”看準了李飛心中最在乎的東西，老鄉如此鼓動他。推廣提錢樂的公司叫樂信集團，從給大學生做互聯網分期購物起家，占據了多數大學生分期市場份額。隨即，樂信集團進入藍領分期市場。李飛如果加入提錢樂，將同王進一樣，成為樂信集團2000多名線下運營人員中一名。這是最近兩年涌現出的新型互聯網+金融服務行業。
“今年做完，我得出來，不管去不去提錢樂，但肯定得出來。”李飛最后告訴騰訊科技，他下定了決心離開富士康。深圳房價在飛速上漲，在富士康上班拿著有數的錢，住在附近一個月500元租金的房子，前途渺茫，必須改變。李飛感受到，在富士康，有類似想法的人占多數。
“互聯網+”遭遇現實壁壘
2014年開始網約車行業競爭火熱，而到了今年補貼刺激出來的市場熱火正在退去。從收入上來看，送餐員的平均薪水已經超過之前領跑的專車司機，成為互聯網+行業中最高職業。
網約車當初如春風一般吸引了大城市周圍司機入行，他們操著不同口音，有些貸款買車，從東北、西南等地進入一線城市，網約車大戰時，補貼高的時候一個月掙一萬是常有的事。騰訊科技了解到，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傳聞的網約車新政一直成為這類司機重點關注的新聞。他們的應變之一是貸款買二手雅閣、帕薩特等，降低風險。
今年陸續出臺的網約車新政和各地方細則，網約車平臺相應的補貼減少，同時也讓一些網約車司機如驚弓之鳥。
經過幾年撕殺，今年出行行業滴滴和Uber合并，新政發布，無論市場領先者滴滴，網約車公司不約而同地收緊錢袋，反應到司機身上是收入減少。
湯師傅在國營單位干了7年，去年加入神州專車，一開始補貼豐厚，一個月輕松可以破萬元。他對網約車比較看好，主動申請成為小隊長，雖然每個月只多幾百元收入，但是，他覺得付出值得，畢竟這是一個新型行業，還有大量機會。
但是，局勢變化過快，他開始懷疑當初的判斷。今年5月份前，對司機的補貼開始減少，收入下降。5月份，神州進一步采取“控油”措施，以往車輛所有耗油實報實銷，改成了一天補油錢200元。湯師傅發現同事們算計路線行駛，有時干脆停在一個地方等著。
因為整體車輛數量沒變，最終乘客等候時間就會增長。神州專車管理部門隨后逐步提高了每周可拿提成的基數金額，并且取消了每單6至8元的補貼，改成每周達到40單之后每單才有一定補貼。提成錢數也是按梯級累計。“每周比以前少掙1000塊。”湯師傅計算。
9月22日晚，當天神州發布U+開放平臺，其它司機可以帶車加入神州專車。在神州做專職司機湯師傅不淡定了，他告訴騰訊科技，收入下降，他想把神州車退給公司，也不想做小隊長了。開自己的車出來拉活，“更自由一些，也不用給提成費”。
與滴滴專車司機相比，神州司機只是少賺。那些從外地進入一線城市，貸款買車加入滴滴專車的司機則要承擔債務。這類人更為焦灼。
就算沒有10月出臺的網約車新政，整個出行行業也要回到商業邏輯上來。像填無底洞一樣地補貼很難再有。網約車新政給從業者揭示出一個道理，互聯網能否加得上一些傳統行業，得看過去產業上下游利益綁定是否緊密。綁定越緊密，互聯網+越難進入。
楊曉虎對此感觸尤其深。2014年，針對藍領人群的移動互聯網+創業項目興起，與智能硬件、互聯網金融等一起，引領了新一輪創業熱潮，大批人才流動起來。2015年初，經過一段時間準備，在迅雷工作9年的楊曉虎正式辭職，加入了一個團隊任產品經理，做藍領招聘APP“工多多”。這個工作使他對藍領工人了解多了很多。
工多多創業出發點是為打工人群在移動互聯網上提供工廠職位信息。楊曉虎特地去深圳龍華新區東環一和三聯路交匯十字路口招聘中介林立的地方實地觀察用戶。他發現，一個典型拖著行李箱來找工作的年輕人，身上往往只有三四百元。為了找到工作，需要給實體招工中介交上一百元，然后坐上中介專門準備的中巴車，去工廠參與面試。
求職者在手機里裝好工多多，只需要在手機上動動手指，就能找到工作，何樂而不為?一此“普工”崗位，經常換人，這意味著工多多做好了是一個高頻應用，客戶留存量也會高。
發展順利，工多多將有可能顛覆線下最大的實體中介店“三合”。楊曉虎和團隊領導們意識到這點非常興奮。不過，此愿景很快被現實碾壓。一些當初沒想到的細節像魔鬼一樣跳了出來。
楊曉虎找到一些求職者面談，發現一些讓人沮喪的情形。實際上并不是工作不好找，而是好工作不好找。像華為工廠提供的職位，很多人去搶。另外一些流水線作業，單調枯燥，待遇又一般，無人愿意去。
楊曉虎獲得一個印象，求職者說話時眼神游離，不敢直視對方，缺乏基本溝通能力、主動獲取信息能力。這很有代表性。對他們來說，APP端推送的上千條求職信息，他們很少會主動再次搜索和挑選。
打工者更多地是自顧自地講自己現狀、能力，然后講要求，“等著你把工作挑好交給他。”楊曉虎大學畢業，一下子接觸到這類人有些懵。
客戶端發展不順利，信息源端同樣遇到困難。切入藍領招工行業之后，楊曉虎發現線下中介實體店有其存在合理處，最初中介公司實際上起到初步篩選作用，幫助招工單位減少了面試工作量。因為常年打交道，有些大公司人力資源部門已經與中介形成明暗兩條利益線，私下里給人力資源負責人好處已經成為潛規則，構成了一種利益同盟，壁壘效應短期無法清除。
一些好崗位出來時，人力資源部門會首選那些有“交情”的中介機構。作為行業挑戰者，工多多并不能獲得優質崗位空缺。慢慢在求職者心中形成免費沒好貨、上網不靠譜的印象。
最后，工多多也開始走線下，和行業第二、三名合作，在深圳龍華新區開設一家線下店，等于被拉到傳統實體店同一維度來競爭。最終創業失敗不可避免。“再也不想碰O2O了。”2016年初，楊曉虎脫離了團隊，去了一家深圳大公司上班。他身邊不少朋友今年都有此類經歷。
互聯網+行業中另一個難啃的是互聯網金融。金融作為傳統行業已存在多年，利益糾結更深。以金融貸款業務來說，可分為信用貸款、抵押貸款。提錢樂所從事的信用貸款，從業者需要線下跑，門檻不高，一些藍領可勝任。但是在抵押貸款業務中，對藍領的要求則高了一些。
國美金融一位抵押貸款信貸員之前在融360做過，像安邦、國美等大資金進入互聯網+抵押貸款業務之后，從原先房產中介公司挖了很多人，在整體信貸員人數中占三四成。而更高一層次的高凈值人群理財項目，比如金斧子公司，員工需要“985”、“211”等大學專業畢業且在傳統銀行等金融機構從業過的人，與藍領絕緣。
家鄉很近，也很遠
互聯網+潮流下，一些之前在大城市打工的人，逃離了北上廣。1982年出生的符茂校是其中之一。
符茂校是海南文昌人，在農村長大，初中畢業之后，2000年去了深圳。最初，符茂校在一個桑拿店更衣室里工作，給客人遞毛巾、關柜門等等。沒有工資，收入主要靠客人給小費。香港客人多，小費好拿，最少一個月能拿到4000塊，旺季月收入會過萬，比公司上班白領賺得還多。不過，好景不長，做了一兩年，遇上非典，桑拿店失去生意關門了。
接下來，符茂校干過理發店、賣過鴨脖子，零碎工作月收入都在四五千一檔，不如回到海南文昌老家。
2015年國慶節前，符茂校偶爾一次看到QQ彈窗，說京東購物有優惠。他點進去看了看，能夠貨到付款，就下了一個單。等快遞員送貨過來的時候，符茂校順便問了一嘴，“你們還招快遞員嗎?”就這樣，符茂校應聘成為一名京東配送員。
這是京東下鄉戰略的一部分。“那個時候文昌京東剛開，人少，我要負責周圍11個鎮的配送。訂單不多，但是隔很遠，每天至少要跑200公里。”符茂校告訴騰訊科技。
符茂校每天早上6點起床，7點出門，7點半開會，然后一直干到晚上五六點鐘回站點。多得時候一天送80多個單，一個月單量在2300以上。每送一件貨得2塊錢，超過30公里的貨，每單加一塊。外加一個月底薪810元(滿一年之后漲100元)，一個月收入差不多五六千塊。主要開支是一些油費——配送的車是要快遞員自己買的，5萬多塊錢。)
雖然現在比以前在深圳忙多了，符茂校覺得還在家邊做快遞員好。壓力小一點，畢竟家里有地方住，父母都在身邊不用顧慮。京東還給他上了五險，“有些快遞公司是不給上的。”他發現一些朋友很多在深圳開店、打工，這兩年沒賺不到錢，不少人回了海南。
不過，像符茂校這樣能回到自己老家做互聯網+相關工作，目前還不是主流。他沾了家鄉地理位置的光。最近符茂校更忙了，海南一年當中的“侯鳥期”就要到了，海南人管在海南買房子來過冬的大陸人叫“候鳥”。他們人生地不熟，微信、支付寶支付方便后，“最喜歡網購”。這些人會一直呆到春節，符茂校也要一直忙到那個時候。
在杭州送餐的靳坤武和在北京做保潔的閆金玲動過回老家做本行的念頭。靳坤武有兩個孩子，閆金玲有三個，不約而地選擇留在老家，由老人看著，能回去工作，常與家人見面，當然是最好選擇。但是，打聽過薪水之后，他們還是決心留在一二線城市做。
在老家，送餐和保潔工作已經有人嘗試，但是業務量太少，員工賺得錢也太少。在閆金玲老家，通過手機上平臺找保潔阿姨聽上去還非常新鮮。在老家業務量還起不來的時候，他們只能留守在外地，繼續奮斗。
好在，以往在船上，靳坤武一出海就是幾個月，很少見到家里人，現在在杭州跑單，老婆也從老家河南西峽縣過來了做月嫂，見面次數多了許多。
他們沒有醫療、養老和失業保險，也很少有娛樂和社交，僅有的假日都會利用起來回老家。10月初，靳坤武利用假期回了一趟河南老家，還了親戚4萬塊錢。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年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本輪新技術革命催生了大量就業崗位，然而，從工作自主性、工作時間和工作強度的維度來看，新興行業員工雖然有較高的工作自主性，但其整體工作時間延長，強度加大。高強度工作壓力、睡眠不足、飲食不規律和生物鐘紊亂等都成為健康殺手。
靳坤武、閆金玲和湯師傅這類人都存在相似問題。有時候工作太忙，靳坤武午飯要到4點才能吃上。靳坤武管不了那么多——在城市奉獻完精力，被城市掏空所有，距離年老體衰地回鄉，還有一段時間距離。
他眼下的心愿是盡量多掙些錢，先把在老家縣城買房子欠債還完。然后存錢，讓一兒一女去更好的環境里，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不能再像我這樣了。”
至于老家，等做不動那天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