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政府在對外形象、推廣上變得“時髦”多了，對新的科技、趨勢的跟蹤和關注，明顯有了很大的進步。這一點從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不斷蹦出來的人工智能、數字經濟、提速降費、海綿城市、5G等新詞身上就能看出來。這表明，政府對企業家代表、委員們的聲音越來越當回事了，并在政策、戰略的頂層設計方面進行了通盤考慮。

　　那么問題來了，人工智能能在今年兩會上這么吸引注意力，得感謝誰呢?可能連續五年在兩會上提出人工智能提案的全國政協委員、百度公司董事長兼CEO李彥宏童鞋做了很大貢獻。

　　李彥宏的AI提案吸引了多少“粉”?

　　今年兩會，李彥宏算得上是互聯網企業家里最“出風頭”的大佬，而且談的話題基本上只有一個：人工智能。在李彥宏今年提交的三份提案來看，《關于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幫助解決走失兒童問題的提案》、《關于打造智能交通信號燈，緩解交通擁堵問題的提案》、《關于加強人工智能行業應用，構建國家創新型經濟的提案》，都集中在了人工智能應用上。不管是用人臉識別提升圖像偵查效率，鎖定失蹤兒童，還是打造人工智能的交通信號燈來緩解交通擁堵問題，加強人工智能行業應用并推進“智能+經濟”落地，每個建議都很接地氣。

　　有人開玩笑，總理報告中提及人工智能，是因為有李彥宏這個“明星代言人”。也確實如此，去年兩會，代表、委員有關人工智能方面的建議還不多，但今年已經吸引了一眾科技界大佬的“AI粉”的跟風。

　　比如全國政協委員、小米創始人雷軍提出要在國家層面進行人工智能發展的頂層設計，加強人工智能科研人才培養與引進;全國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一口氣提出了人工智能有關的九條建議，涉及到建立國家實驗室、數據開放等主題;全國人大代表、騰訊CEO馬化騰也承認，人工智能技術有可能成為戰略上的制高點，遠比過去的人口紅利、流量紅利、內容紅利更不可逾越;就連宗慶后、郭廣昌等企業大佬也在不同場合發表了對人工智能的看法。

　　說白了，人工智能是“政治上正確”的事，從最早李彥宏一個人的“獨奏”到引來一幫大佬們的“和聲”，人工智能從陌生到寫入政府報告、話題持續發酵，自然會吸引到各路大神刷“存在感”。

　　企業家代表、委員參與兩會是大智慧、大格局

　　之前，企業家代表、委員參與兩會，外界都有一些顧慮。一是，企業家在提案時往往會照顧自家企業的業務，會以本身公司的業務和利益為出發點，甚至會夾帶不少“私貨”，成了“上書”的一個窗口，爭取一些政策上的支持;二是，以往企業家代表、委員的提案偏“形式主義”，不夠接地氣，蜻蜓點水的泛泛而談并不少見。

　　于是乎，社會上也流行一些說法，認為不少企業家參加兩會有點“打醬油”和刷頭條的嫌疑，姿勢雖然不錯，但并不實用。其實并不盡然。

　　當前中國社會、文化、經濟正處于一個震蕩期，不管是人工智能、無人駕駛等應用的逐步落地，還是網約車、共享單車所代表的共享經濟的出現，都對傳統社會、商業、規則產生了巨大的沖擊，這種新爆發出來的新業態、新模式，對傳統價值鏈、利益鏈進行重構，給公眾帶來了便利，但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了新舊兩派的矛盾與沖突，所以政策監管上如何平衡好各方利益，優化監管政策，這不僅決定了互聯網的發展空間，更為未來探索出了成熟路徑。

　　在“變革期”，企業家參與兩會，往大里說，這是一種大智慧、大格局觀，必然是全行業、全社會受惠的事兒，也充分體現了互聯網企業的責任感和擔當精神。

　　比如李彥宏連續五年以全國政協委員身份參加兩會，今年提了三個人工智能相關的提案，聚焦在解決走失兒童問題、打造智能交通信號燈等民生話題上;2016年建議加快制定與完善無人駕駛汽車相關政策法規，推動互聯網提速降費;2015年提出中國應該設立“中國大腦”計劃，推進人工智能跨越式發展;2014年提出用互聯網思維推動教育平等，鼓勵民營企業進入火箭、衛星發射等航天領域;2013年提出“減法提案”，鼓勵民營企業以VIE方式海外上市。同樣，全國政協委員、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的提案也建議，建設人工智能支撐體系。他認為，未來5到10年將是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變革的關鍵時刻，人工智能已成為全球競爭的制高點。

　　可見，企業家在兩會上的角色開始發生了轉變，越來越像政府的智囊和顧問。而且企業界的代表、委員們也早不是以往的姿態了，他們不僅具備了更前瞻的視角與格局，而且是真正將兩會當作一件大事來對待的，并融入了系統性的思考。

　　互聯網力量涌入兩會是一種社會進步

　　目前來看，中國互聯網領域的一線企業家都在積極涌入到兩會這個最聚焦眼球的政治場合中，百度公司董事長李彥宏、小米科技CEO雷軍、騰訊CEO馬化騰、蘇寧董事長張近東、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幾乎一到兩會的檔期，就成了媒體追逐的熱門話題。阿里巴巴董事長馬云曾宣布“一不進人大，二不進政協”，但也不是圍觀群眾，時不時會被請到中南海“座談”。

　　為什么出現這種現象呢?

　　我們發現，隨著互聯網+行動計劃作為國家戰略的實施，互聯網已成了未來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礎設施組成部分。李克強總理在做政府報告時表示，在互聯網時代，各領域發展都需要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信息網絡，提速降費上做出“年內取消手機漫游費、長途費”的承諾，也是為了降低個人、企業接入互聯網的門檻。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其給這個社會帶來的改變堪比當年的工業革命、電力革命，同樣是未來數字化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將對任何一個行業都會產生深刻影響。

　　而且互聯網與傳統產業間的融合正進入“深水區”，也是真正的價值釋放期。本屆兩會上出現的實體經濟與互聯網新業態間“左右互搏”的對立觀點，恰恰是互聯網深度融合進實體經濟后的過渡期產物。不管是智能制造驅動的供給側改革、產業結構優化，還是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與交通、醫療等垂直行業場景上創新所帶來的產出，對互聯網平臺的依賴度會進一步提升。

　　正因此，政府開始越來越重視來自于互聯網的聲音。作為政府高層與互聯網大佬溝通的常態機制，兩會自然成了雙方接觸的一個窗口。馬化騰提出互聯網+的概念，李彥宏五年提交了五個人工智能相關的提案，這些來自于互聯網界的新理念、新技術能夠登堂入室，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里，這本身就是一股進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