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道稱，全球最大網約車公司Uber日前在紐交所掛牌上市，發行價45美元，計劃發行1.8億股股票，這也成為了自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以來美國規模最大的IPO。但截至首日收盤，Uber依然面臨了同Lyft相似的窘境，IPO首日即跌破發行價，收報41.57美元，較發行價下跌逾7.62%，估值也停留在800億美元以下。

雖然Ube的IPO依然會讓其創始人和早期投資者獲得巨額財富，但后來者和散戶投資者可能會發現，除非該公司能夠解決為雙邊市場提供盈利性服務的困境，否則自己并拿不到多少好處。

雖然令投資者略感失望，但對硅谷的許多人來說，Uber的首次亮相可能標志著一個可喜的轉折：即Uber的IPO為一個時代畫上了句號。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傾向于對相對較小的想法展開大規模投資，同時幾乎頑固地不愿應對社會和世界面臨的更大挑戰。

這一理念最初是在2010年的經濟大衰退之后啟動的，部分原因是當時正處于十年來利率的最低位。當投資者尋找保持通脹領先的方法時，他們選擇將大量資金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的風險投資領域，希望能夠見證另一家谷歌或Facebook的出現。然后，每當風險投資業想要放緩投資腳步的時候，另一批新來的投資人就會讓“派對”繼續下去。最近的一次便是孫正義正在籌備成立的第二支規模達到1000億美元的軟銀愿景基金，該基金的大部分資金來自沙特阿拉伯主權財富基金。

在這樣一大片風險資本的海洋中，催生了不少致力于為居住在大城市的富有年輕人解決問題的初創企業。比如，Uber和Lyft就為我們解決了這樣一個問題：“沒有汽車，我該怎么四處走動？”此外，包括Tinder也幫助我們解決了“我怎樣才能找到心儀對象？”、Airbnb 則幫助我們解決了“我怎樣才能有更多樂趣和在假期省下更多錢”的問題。

其中一些公司擁有真正創新的想法，他們找到了實實在在的用戶需求，并給予滿足。但問題是，盡管這些公司中的許多創造了實際的和不斷增長的收入，但幾乎沒有一家公司能夠產生持續的利潤。這不僅適用于上文提到的消費者初創企業，也適用于大多數面向企業的初創企業（視頻會議公司Zoom是一個罕見的例外）。

押注于增長、而不是利潤并不一定是一種糟糕的投資策略，因為如今包括亞馬遜、Salesforce和Netflix在內的許多成功的科技巨頭此前都經歷了長期虧損，或者多年來的利潤率微乎其微，但許多較新的公司還沒有為我們指出一條可實現持續和盈利增長的明確道路。同樣值得記住的是，微軟、蘋果、谷歌和Facebook當年都是帶著盈利數據才選擇IPO上市的。

在過去7年左右的時間里，風險資本總量非常充足，以至于如今的一代首次公開募股得以推遲更長的時間。其中，Uber已經成立了近十年時間，這迫使員工和早期的小投資者都必須等待IPO帶來的流動性才能套現離場。

不過，過去的幾年也顯示出了一些變化。

如今的科技行業正在經歷一個嚴肅反思的階段。比如，近期有多名前Facebook內部人士批評了該公司的市場主導地位和商業模式。Salesforce首席執行官馬克·貝尼奧夫（Marc Benioff）等科技領袖已開始談論并資助解決無家可歸等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企業家、投資者和學者正在就人工智能及其可能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展開實質性討論，而這項技術實際上仍處于早期階段。

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的員工正在抵制他們不同意的領導層決定。比如，有人披露該公司向被控性侵的高管支付了數百萬美元薪酬等。對于負有重要使命的公司來說，從科技巨頭那里挖掘員工正變得越來越容易，因為這些硅谷人如今已經不僅僅尋求薪資方面的滿足感。

在過去70年來的大部分時間里，硅谷一直是美國工業最具創新精神的地方。這種創新能夠滿足更廣泛的社會需求，而不僅僅存在于一個孤立的泡沫中，但這首先需要參與該行業的人能夠轉變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