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達仁堂制藥廠廠院里，有一座別致的紅色小樓，那是樂達仁先生一家在達仁堂建廠初期時候的住宅，后來改為了廠里的辦公場所。幾十年來，小樓的大門兩側，一直掛著一付楹聯，上聯是“達則兼善世多壽”，下聯是“仁者愛人春可回”。楹聯上的辭語，來源于《孟子》，而且巧妙地嵌入了“達仁”兩個字。顯而易見，這是樂達仁先生向人們昭示他作為儒商的思想追求。

《孟子·盡心上》說：“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意思就是，困厄之中不忘修身養性，發達之時務要惠福民生。《孟子·離婁下》還講：“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樂達仁先生一生篤行慈善博愛，這里面既有乃祖遺風，也有孔孟之道和西方啟蒙運動的思想影響。

樂達仁祖父樂平泉，樂善好施，辦義學，施義材，冬設粥廠，夏送暑藥，京城會試期間向舉子贈發藥品，瘟病流行時煎熬湯藥分發全城百姓，同治六年（1867年）還在北京大柵欄設立普善水會，為四鄰救火。樂達仁剛懂事時，祖父即已去世，但是長輩們偶而談起的往事，卻深深地留在他的記憶里，他在幼年便立志做一個像爺爺一樣受人尊敬和懷念的人。

樂達仁自幼熟讀經書，他對孔孟關于“仁”的學說很感興趣。他曾說：“達仁也者，通曉仁學之謂也。余既有達仁之名，當更有達仁之實。”樂達仁年輕時曾赴歐洲游歷，歐洲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所主張的自由、平等、博愛，與他思想發生共鳴，從而萌發了實業救國、惠福民生的想法。他創辦達仁堂以后，傾全部財力和精力，用于傳統藥物的生產與技術進步，用于對普通老百姓的扶危濟困。

民國時期的天津，自來水尚未普及，污水都排在河里，市民醫療保健條件差，瘟疫流行的現象經常發生。每當這時，達仁堂都會舍醫舍藥，夜以繼日地熬出湯藥免費贈發給平民百姓。1939年天津發大水，城廂和租界一片汪洋，水深沒腰，有的地方甚至水深可達兩米。水災期間瘟疫流行，災民無數。達仁堂在馬家口基泰大樓下面的藥店（即濱江道藥店），因洪水驟至，且上漲迅猛，藥品來不及搬運，財產受到很大損失。設在大經路上的廠院，因地勢較高，未受水患，于是就加班加點制造成藥、煎熬湯藥。同時，廠里還拿出錢來，賑濟災民。像這樣的善舉，達仁堂的老職工數不清有多少次。至于說讓上門討施舍的不空手而歸，正月初二向上門討吉利的人一律發銀洋兩角，就更是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了。

達則兼善，仁者愛人，在幾十年間已經形成達仁堂獨具個性的文化，成為一種企業精神。2003年4月上旬，廣東為預防非典型肺炎，急需達仁堂的清肺消炎丸，達仁堂立即將一批清肺消炎丸空運至廣州，贈送給有關部門。4月中旬，非典型肺炎疫情逼近天津的時候，天津達仁堂邀請首都醫科大學、天津衛生防病中心等十幾位京津專家，舉行專題研討會，共同研討中醫藥抗擊“非典”的對策。北京中日友好醫院晁恩祥主任向天津專家介紹了在北京的防治經驗，天津的專家表示一定做好應急準備，迎接“非典”挑戰。與此同時，達仁堂經天津市藥監局備案同意，按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推薦的處方，組織“預防非典中藥液”的生產。此時，處方中的藥材，銀花已由1公斤20元，猛漲為1公斤260元，貫眾由1公斤2元，猛漲為1公斤70元。即使這樣，達仁堂不僅不惜重資購買藥材，而且按照“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的治業祖訓，保證制藥時藥料足量投放。藥材中頭尾須根不能入藥的，保證去除干凈。比如，600公斤防風，去掉頭尾須根和雜質以后，只以200公斤凈料入藥。4月下旬，當天津出現首例“非典”患者以后，達仁堂生產的“預防非典中藥液”訂單猛增，呈供不應求之勢。但是為了保證產品質量，達仁堂在制藥工藝上仍絲毫也不馬虎，黃芪用蜜制，白術用麩子炒，鮮貫眾必須先烘干而后入藥。為了保證及時供貨，全廠工人和管理人員全部實行12小時工作制，周六、周日不休息。職工們累得腰酸臂疼，熬得眼紅口干，但是沒有人請假，也沒有人問一聲給不給加班費。因為他們知道，達仁堂就是這個傳統——達則兼善，仁者愛人。4月28日，達仁堂廠領導同天津中醫學院院長張伯禮等，到天津肺科醫院慰問奮戰在治療“非典”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并贈送了達仁堂的“預防非典中藥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