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坐出租車穿行在上海光鮮亮麗、鱗次櫛比的現代高樓中，突然一座灰色的舊樓房躍入眼簾。司機說“那就是著名的四行倉庫”，于是趕緊搖下車窗，仔細瞻仰這個從小在歷史課中就刻下的“戰爭地標”。密集的彈孔、斑駁的墻面，無聲地記錄了那段慘烈和悲壯的激戰。那一刻，思緒仿佛被猛烈撞擊了一下，不經意間已穿越時空，與80多年前的歷史相會，與槍林彈雨的戰爭擦肩而過。

如果說保存下來的四行倉庫，以有形的建筑印刻于城市的土地上，把歷史永遠的定格凝固；那么電影則用光影講述故事，還原場景，讓建筑“活”起來、歷史“動”起來，立體呈現在銀幕上，回蕩在觀眾心靈中。

　　電影《八佰》終于面世，迫不及待的觀眾在點映中先睹為快，隨之而來的熱議不斷，有對電影制作技藝的討論，也有對如何看待那段屈辱歷史的思考。

有爭論就表明有刺激，有波瀾就表明有觸動，觀眾們久久不能平靜，離開電影院后還在思考和聯想，還愿去評說和表達，不少評論已超出了電影本身，或許這正是拍攝《八佰》的初衷—撕裂戰爭的傷疤，讓和平時期的中國人重新面對歷史、重新思考戰爭。

《八佰》撕裂的整體場景，沖擊力強、反差大，僅一橋之隔就是天堂和地獄的差別：一邊，租界的燈紅酒綠，歌舞繁華；一邊，卻是戰場的斷壁殘垣，軍人浴血奮戰。

撕裂戰爭片的傳統技法，《八佰》描述了一場“奇特”的戰斗，壯士們孤軍堅守，象征意義遠大于軍事意義，是打給國際社會看的；于龐雜群像中，從逃兵、小人物的視角去推演故事；最觸動人的場景是戰士們身綁炸彈與日軍同歸于盡，排隊跳出窗口時，都高喊出自己的名字和籍貫，以身體當人彈的壯舉、壯烈殉國的慨然，深深地震撼了觀眾。

　　在觀影感受和體驗上，觀眾是嚴苛的，往往會將國產影片對標好萊塢大片來欣賞，絲毫不會因為是國產影片而有所寬容。戰爭片要求既要有宏大的激戰場面，又要有小人物的心路開掘；既要有特效的真實，又要有情感的張力。

縱觀整部電影，演員們的表演可圈可點，王千源、歐豪、李晨、姜武塑造的形象真實飽滿，每個角色說著不同的方言，背負著不同的出身故事；場景、畫面、特效均體現了中國電影業最新發展水平，體現了電影人的駕馭能力和制作水平；特別是音樂，自然流暢，伴隨著情節、融入環境、烘托氣氛，推動情緒、渲染情感，讓觀眾不由自主地淚流滿面。

整部電影靠兩條線索交織“縫合”，一條線索是壯士的英勇抗擊，另一條線索是民眾的自然覺醒。兩條線索齊頭并進，壯士的勇敢和捐軀，激勵著民眾的士氣和抗爭。開始是攻打“三個小時”，后來“堅持兩天”，再后來“護旗”，最后是“渡橋”，層層推進，增強了整個片子的節奏感和懸念感，使影片的矛盾沖突更具故事性，延展了人物塑造的創作空間和情感環境：戰斗時，以死相搏，充分展現“血性”的一面；備戰時，留戀人生、思念親人，溫情刻畫“人性”的一面，兩相對比、張弛有度，悲情悲壯，更有力量，更打動人心。

　　最深層次的縫合是價值觀的“縫合”，通過電影講出中國精神和民族大義。《八佰》中反復提到了趙子龍，說他忠義護國。長坂坡的七進七出，是中國人精神世界里的經典場面；中國歷史故事中也特別推崇“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斗爭精神，趙子龍單騎救主，荊軻冒死刺秦王，文天祥寧死不屈，和壯士們的孤軍奮戰如出一轍，都是不圓滿的慷慨悲歌，更接近人性本質的悲情英雄，其實質都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民族脊梁。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過去只有和當前的視域相重合的時候，才為人所理解。《八佰》抓住了中國傳承千年、一脈相承的家國情懷和抗爭意識，升華了壯士們的義舉，把國軍士兵的犧牲升華為中國人的抗爭，升華為中華民族面對屈辱和不公的抗爭。這樣的抗爭，是中國命運的底色，是中國精神的靈魂，在今天依然需要。面對困難和強敵不屈服，要堅定斗爭意志、把準斗爭方向、明確斗爭任務、掌握斗爭規律、講求斗爭方法，最終戰勝困難和強敵。

抗戰時期，日本侵略者占領我們的土地、奴役我們的同胞，需要浴血抗爭；今天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天下依然不太平，有人搶奪我們的市場、削弱我們發展的權利、對我們的內政外交指手畫腳、對我們和平統一的目標虎視眈眈，我們更要認識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迎難而上，自強不息，激發國人斗志，匯成發展洪流。

這，就是歷史給予今天的啟示；就是《八佰》存在的價值。有了這樣的立意，值得你進影院感受和體驗。相信當你再次看到上海四行倉庫時，會有更多新的感受和觸動。相信因為這部電影，四行倉庫又會成為新的打卡地，新的“精神地標”。 （李曉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