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場場激烈的研討和角逐后，素有智慧城市領域“奧斯卡”之稱的世界智慧城市大獎終于被揭曉。
其中在世界智慧城市大獎中國區的評選中，平安智慧城市承建的“珠海市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平臺”從上百個申報項目里脫穎而出，憑借在城市公共衛生體系的數字化、智能化探索，斬獲了“安平大獎”。
自IBM在2008年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全球已經有上千座城市參與到智慧化的進程中，對應的落地項目可能以十萬計。由聯合國人居署、世界銀行、世界經濟論壇等機構背書的世界智慧城市大獎，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旨在挖掘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開拓性項目和戰略。
“珠海市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平臺”的獲獎似乎并不讓人意外，當城市治理遇到各種“黑天鵝”的時候，平安智慧城市和珠海回答了一個無數人關切的問題，即一座現代化城市的免疫力從何而來？
01
被定格的“珠海模式”
想要理解世界智慧城市大獎青睞珠海的原因，還要回到十個月前的語境里。
彼時新冠疫情的防控已經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不少城市已經將影響降低到了最小化，但潛在的挑戰遠沒有結束。就像河北在防控中出現的“漏洞”，有確診病例在確診前已經出現發熱癥狀，卻多次在當地的某診所就診，釀成了惡性群體傳染事件。
深處大灣區腹地的珠海有著相同的擔憂，但珠海沒有重復“亡羊補牢”式的防控思維，選擇在風險應急管理上下功夫，試圖構建一套數字化的監測預警體系，將不確定風險對城市的沖擊降低到最小。
平安智慧城市團隊對傳統的傳染病網絡進行梳理后，提出了疫情防控的三大挑戰：
一是監測預警難，現有的數據采集渠道過于單一，缺少基于大數據的早期分析預警能力；二是預測調度難，缺乏數據驅動的事態發展研判能力，難以進行精細化的防控決策部署；三是防控救治難，由于基層機構的鑒別能力弱，導致聯防聯控、流行病學調查等關鍵環節的效率不高。
有別于傳統的防控方案，平安智慧城市提出了“1+1+3”的公衛應急管理體系。首先是打通醫院、海關、學校、疾控中心等渠道的數據，構建了跨部門的防控大數據體系；然后將平安深耕多年的數據治理引擎、防控知識引擎和應用算法引擎，沉淀為一體化的智能防控引擎；并針對疫情防控中的挑戰打造了智能監測預警、智能預測調度、智能防控救治等智能應用，和政府、醫院、公眾服務等系統進行打通。
正如后來外界所熟悉的一幕：珠海市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平臺在多點多渠道監測的基礎上，基于知識庫和人工智能技術針對癥候群、新冠多點觸發上報、藥品管理等搭建了七大預警體系，打造出了一個集中統一、智慧高效的公共衛生應急指揮體系，并在不斷銜接更多渠道將監測網絡織密織牢。
和舊有的預警網絡做個對比的話，“珠海市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平臺”率先做到了先知、先決、先行的“珠海模式”。比如珠海市如果在短時間內出現不少60歲以上的病人，且大多存在發熱、白痰、咽喉痛、肺部沒有感染的情況，系統將自動與數據庫中的癥候群進行匹配，迅速判斷癥候群的可能類別并提前預警。
也就不難理解“珠海模式”被世界智慧城市大獎推崇的原因，彈性應對、精細治理的“珠海市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平臺”，在不確定風險出現時做到了快速反應、化解傷害并回歸正常狀態，實現了自我修復的“免疫力”。
02
從1到N的“價值樣板”
在智慧城市探索的全球進程中，任何有價值的樣本都有被推廣借鑒的必要。
正如世界智慧城市大獎特意設置中國賽區的理由，中國智慧城市的數量在全球范圍內的占比幾近一半，挖掘宣傳中國城市和社會的智慧化、可持續化以及融合發展的優秀案例，將促進城市和社會服務的創新技術和解決方案得到更為廣泛的應用，激勵更多的城市、機構和企業協作參與到智慧城市的建設中。
其實早在半年多前的時候，“珠海市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平臺”的核心價值就已經被看到。
國內最早被疫情沖擊的湖北，提出要全力以赴推進疾控體系改革和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打造健康中國行動的“湖北樣板”。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湖北省公共衛生應急決策指揮系統項目，經過多家企業的提案和招標競爭后，依托領先醫療科技能力的平安智慧城市以6100多萬元的標價中標。
曾經在珠海被驗證的智能監測預警、智能預測調度、智能防控救治等應用，再次被湖北所認可，并提出了不少新的訴求。
比如在多點多渠道監測網絡上，除了建立跨業務、跨部門協同數據共享機制，還將自然災害、危險化學品、核輻射、水污染等納入監管范疇；在智能化預警預測系統方面，在早發現、早判斷的基礎上增加了對早處置的要求，引入了算法綜合調度管理、智能風險預警、智能輔助診療等模型……
如果說平安智慧城市在珠海打造的是一面應對疫情的“防火墻”，幫助湖北打造的醫防一體化、平戰一體化的公衛應急體系，就像是一張保障城市基礎安全的防護網，早已超出了疫情防控的范圍。
平安智慧城市從珠海到湖北的“擴張”，和世界智慧城市大獎的理念不謀而合，完美詮釋了智慧城市建設的正確范式：不同的城市有著不同的稟賦，需要的卻不是一次次重復造輪子，某個城市在某一領域的探索有了階段性成果，應該被越來越多的城市借鑒、引入、推廣、進化，繼而降低智慧城市的時間周期和試錯成本。
正如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曾提出的觀點：現代社會本質上是一個風險社會。如何應對城市的風險高發態勢，如何科學地從風險源頭治理，如何利用新技術構建風險動態管控機制，如何在不確定性之下作出正確決策，可以說是城市治理的長久命題，也是智慧城市必須要思考的解題方向。
沿循這樣的邏輯，平安智慧城市的“珠海模式”勢必還會在越來越多的城市落地，讓數字化的防御力和免疫力成為所有城市的標配。
03
智慧城市的題中之意
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在于，當前的智慧城市還處于剛剛起步的初級階段。
即便平安智慧城市在內的玩家已經打造了一個又一個標志性的樣板，可智慧城市的概念都還未統一。有人認為智慧城市應該以業務創新為導向，利用技術重塑城市的發展模式；有人認為智慧城市應該以數據要素為驅動，通過數據洞察城市運行態勢；也有人認為智慧呈現需要以生態體系為依托，不是一項封閉的內部工程……
這些說法似乎都沒有錯，但智慧城市最大的阻力恰恰是思維理念，也是不同城市間拉開差距的根源所在。
作為直接的例子就是“珠海市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平臺”。同一時間里籌劃應急管理平臺的絕非只有珠海，可為何“珠海模式”最終被外界所認可？因為傳統的防災思維是修建“攔水壩”，希望將各種不確定因素阻擋在城市外，然而城市人口的高集聚性、生產要素高流動性早已是不可逆的趨勢，傳統思維只會適得其反。
平安智慧城市并非是擅長布道的理論派，卻務實的抓住了城市治理的精髓。“珠海市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平臺”的底層邏輯不在于“修壩”，而是從數據上解決問題，所有的技術應用都是為了讓數據成為生產力，讓業務流程數字化，為城市管理者提供全量信息和決策模型，告別“拍腦袋”的經驗式治理，從過去的“人治”進化到“數治”。
不只是在珠海的公衛項目，平安智慧城市重構治理決策鏈路數字化方法論，幾乎是被貫徹到所有的落地項目中。
在智慧生活板塊，2019年初上線的“i深圳”已經覆蓋95%的個人服務和70%的企業服務，開創了統一辦、智能辦、免證辦、秒報秒批的服務業態，目前“i深圳”的周訪問量已經超過3900萬次，平均每個禮拜和深圳的常住人口打兩次交道。短短三年多時間里，平安智慧生活已經在深圳、北京、珠海、中山、江門、鹽城、南通等20多座城市落地。
在智慧環保板塊，平安智慧城市在深圳搭建的生態環境大數據平臺對大氣、水和污染源進行精準數據分析，實現了生態環境監管精準化、環境治理系統化、綠色發展科學化、政務管理信息化等價值。目前深圳市生態環境大數據平臺已經匯聚超過6000個監測點，采集了260億條數據，平均執法時間縮短了30%，管理效率提升了50%以上……
平安智慧城市對含義的理解其實并不復雜，可以總結為數據、科技、人民三個核心要素，即在數據底座的支撐和科技手段的加持下，通過數字化治理滿足人們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
04
寫在最后
城市作為人類文明的結晶，作為美好生活的重要載體，已經演變成一個承載越來越多的人口、經濟、文化、創新功能的生態系統。
同時也意味著，隨著城市體量的不斷增大，系統結構和運行機制愈加復雜，潛在的危機和風險點也陡然增加。擁抱新技術、轉變新思維、創造新場景，可以說是城市持續生長的必然之路。只是城市數字化、智慧化的進程，也是一場難以避免的試錯，有值得汲取的教訓，也有理應推廣的標桿。
再來思考世界智慧城市大獎的價值，就像是一盞聚光的探燈，正在照亮那些指引了智慧城市風向的優秀樣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