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周掌柜（ID:zhouzhanggui525） 文/周掌柜、宋欣
滴滴真變了。和前些年的捷報頻傳相比，2019年的滴滴變得謹慎和寡言，最近媒體傳出了一次次的道歉和反省。程維被柳青評價為兩周內“瘦成一道閃電”，這些表達確實激發了公眾對創業維艱的同理心，公司內部人坦承：監管合規帶來了巨大陣痛，提升服務、強化管理同樣迫在眉睫！
“Uber搶跑一步”！就在滴滴戰戰兢兢的階段，老對手Uber（當然，雙方互為股東）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招股說明書，計劃在紐交所上市，估值約600-900億美金，幾乎相當于通用加福特2家汽車巨頭市值的總和，這將使Uber成為自2014年阿里巴巴集團登陸美股以來最大的IPO。之前滴滴曾經投資過的小兄弟，美國網約車公司Lyft完成了IPO，在4月中旬市值達到160億美金。對標他們，滴滴在2017年前還占盡先機，現在似乎成了“網約車+自動駕駛”全球賽道的落后者。
監管尷尬了！在滴滴屢屢示弱低頭的同時，監管也需要面對管理創新的挑戰，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命題，隨著Uber、Lyft的上市，著眼點又回到了國內。在經歷了十部委聯合進駐滴滴之后，社會輿論同樣期待管理部門給一個解決問題的科學管理方案。隨著我們對網約車行業研究的深入，發現很多業內人士對國內網約車監管頗具微詞：“網約車行業再沒有比中國更好的土壤，人口多，經濟發展好，城市交通需求巨大，監管總的來看還是應該化解矛盾并推動中國公司參與世界競爭。但現在的思維就像一位帶槍的獵人，將出租車的‘羊群’和網約車的‘牛群’一起趕到懸崖邊，無論誰被擠下懸崖，他們都會朝天上開一槍，然后對圍觀人群說：這就是正義。對比美國的前沿實踐，監管應該為行業健康發展貢獻更多”。
以上是對目前網約車行業熱點的一個全景勾勒。在3月份發表《滴滴的戰略懸崖》之后，我們繼續深入挖掘這個行業復雜矛盾背后的深刻邏輯，這是一個包含著互聯網創新、公眾利益、數千萬勞動者就業和監管平衡的多角度挑戰。進而帶著追問跟蹤訪談了一些業內專家、監管負責人、網約車公司員工和網約車車主，力求延續上篇對滴滴挑戰的分析，進一步從世界范圍內審視這個哈姆雷特式的 “科技惠民”話題。核心追問是：各方應該為科技服務于民生貢獻什么？?
中美監管者的“懸崖游戲”
3月23日滴滴湖南司機被殺的事件，再次觸動了全社會的敏感神經，兇手“試試自己膽量”的表達讓更多人意識到——網約車司機也是應該被保護的弱勢人群。與司機交流中發現：除了久坐車內帶來身體方面的顧慮之外，他們更多恐慌來自“抓車、罰款”帶來的沖突傷害和經濟損失。
網約車到目前為止依然處于為灰色地帶，司機很難得到政府層面的支持。名義上的“合法”和事實標準帶來的“合規率”極低形成鮮明矛盾，很多網約車說自己“起早貪黑卻像做賊一樣”。而出租車則相反，比如北京市給6.6萬輛出租車年度有8.7億燃油補貼，全國范圍燃油補貼超過140億元，這方面網約車司機很難獲得。
對比美國市場的公開資料中，我們發現中美對網約車的監管政策有很多不同：從車輛的準入標準來看，Uber、Lyft網約車只要滿足4門汽車、有4名乘客的座位和安全帶（不含司機）、車齡10年以內、車況良好、年檢通過、車險為司機本人名下等基本條件即可。Lyft招股書提到，其91%的司機是周工作時間低于20小時的兼職司機，其正職身份有學生、企業主、退伍軍人等各種職業。而中國網約車全行業按照現行的監管標準，同樣條件的車輛、司機合規比例應該不足5%。這似乎成了中國監管者獨具特色的“灰色”管理方式。
那么，目前的挑戰和困境是否是一個無解的死結呢？從邏輯上來看，這不應該成為一個系統性的挑戰，原因之一是公眾對于出行的需求是差異化的，而且廣泛沒有被滿足，簡單的叫車軟件和街邊招攬的差異不足以帶來如此廣泛的矛盾；原因之二則是美國和歐洲主要發達國家目前基本上都某種程度的解決了這個矛盾，這也是Uber和Lyft能夠上市的法理基礎。所以到底這個行業健康運營的障礙是什么呢？帶著這個問題，我們對中國和美國的網約車監管政策做了一個比較，有三點對比發現：
第一，司機監管維度，國內對司機監管主要是設置準入條件，美國對Uber、Lyft的監管主要考慮司機權益。這里面國內各個省市地方政府一般對司機進行戶籍（或居住證）限制，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司機供給，尤其在北京、上海。美國多個州通過授予 Uber、Lyft 等合法性，定義未交通運輸網絡公司（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ies，TNC），進而對駕照、司機背景、薪酬福利進行合規監管。確切的說，國內始終通過模糊網約車合法性的定位來獲得監管的正當性；
第二，行業主體公司監管維度，國內對網約車公司監管主要是行政牌照審批制度，確定監管者權力，美國主要是基于對等權利義務監管運營合規。一般網約車公司在縣級行政區取得網約車牌照 （共需要2000 多張牌照），要求數據強監管，車輛規格較高要求。美國對Uber明確其監管主體就是網約車公司，直接受州政府等管轄，對保險等司機福利性內容做嚴格要求，降低申請費用?？梢?，國內更關注牌照的審批合法性，而美國更關注對等權利義務；
第三，車輛監管維度，國內網約車監管極大的提高了行業運營成本，美國主要監管勞動者權益和平等性。調研中，一位網約車司機不停的追問：國內通過GPS大概為司機帶來4000元左右成本，運營車輛保險等同樣提高5000元左右成本。以及車輛排量等嚴格要求都增加了很大成本。這些費用到底是不是必須，是否應該司機來出？在他們看來，手機免費的定位功能同樣可以獲得同樣的GPS效果，為什么一定需要額外出這個費用呢？?
美國對于Uber的監管主要是細化的車輛可靠性需求，并定期進行車輛檢查，不需要特別許可，但對司機每周工作時間進行一定限制，一般不超過每周70小時。區別于出租車，有的地方要求不可以機場攬客，不可以巡游攬客。這個對比就非常明顯，但也同樣很符合國內諸多行業的現狀，就是每個部門都會提出一些特別的支出要求，制定一些產品購買，某種程度上被習慣性的當成了權力象征。有些內容與共享經濟的精神是違背的。
而實際上，如果對比中美監管的差異，很容易發現：國內的監管者將矛盾進行壓縮，模糊行業科技創新的合法性，本質上默許了“政府監管”、“民意”和“網約車企業”三方博弈的模型，等于認可了一個推卸責任的“懸崖游戲”。基本的監管原理還是在出現輿論事件的時候，向天上開一槍，維護這個看似正義的平衡。也可以套用大家喜聞樂見的“殺人游戲”，當出現問題的時候，監管往往站出來說：“天黑請閉眼”。大家閉上眼睛之后，“天亮請睜眼”，也許滴滴被干掉了，首汽被干掉了，或者曹操被干掉了。而閉眼背后似乎并沒有清晰的邏輯告訴大家，監管究竟怎么思考問題、解決什么矛盾、做了什么？！“我們開網約車提心吊膽，精神壓力很大”，一位山東青島的專車司機訪談中抱怨，在司機看來監管就是抓車和罰款。同樣：目前的行業監管逼迫所有利益相關方通過提高成本應對合規要求，然而并沒有清晰的規定如何“天下無賊“光明正大的為公眾服務?！皯已掠螒颉痹诿看纬霈F問題的時候，監管都對公眾說：天黑請閉眼。
以上是我們做中美對比后發現的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滴滴和Uber一樣面臨著同樣的“懸崖式”監管，這個懸崖更多是科技與治理激烈碰撞客觀導致，但美國監管其實在疏散人群，國內主要關注的是壓縮矛盾，這或許就是網約車行業亂象的重要根源。再次追問我們的出發點：面對如此激烈的利益博弈，面對如此眾多的底層勞動者爭議，面對中國城市化迫切的出行服務需求，究竟誰來解決行業問題？?
數字文明與政府治理的深層矛盾
我們再深挖一下，這個話題背后存在深層次的“文明沖突”問題。
簡單說就是“數字文明”和傳統“政府治理“的沖突。在世界范圍內的監管和立法者基本上秉承的都是工業時代的思維慣性。傳統立法者希望通過完善的法律體系規避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但是在新興科技的面前，信息不對稱其實已經得到妥善的解決。這要求監管和立法者需要在不同的領域采取不同的方式進行監管。
在傳統的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其實是可以采用完善的長期保護政策，明確規定具體的保護年限等。但是在新興的共享網絡交通出行領域方面，應該采取的監管方式則需要更加靈活，基本邏輯是將合理性納入合法性之后進行權利義務對等監督。一切“管理行為“和“監督行為“應該更像是一種催化劑，可以讓彼此產生有效的化學反應。這種反應其實也是文明的融合。
返回現象回顧這些年世界范圍內Uber、Lyft和監管的博弈，其實也是“斗爭”中求融合。并不是一個灰度監管和多方對抗的局面，如下圖我們對美國網約車行業的研究，從這個路徑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階段，在市場進入期，網約車行業中美同樣面臨著監管不確定的問題，Uber&Lyft主要立足點是支持司機和擴大用戶；第二個階段，雙方開始進入磨合期，監管對于網約車行業的提議進行分析，互動溝通開始；第三階段，矛盾激烈沒有共識的區域，網約車一般撤出后繼續溝通；第四階段，實際上在公眾對出行便利的需求推動下，各方開始合作進行監管合規研討和立法。
這個調研很鮮明的展現了網約車和監管的矛盾在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同時也是一個多方合作共同解決問題的過程。這個過程雖然充滿著反復甚至激烈對抗，但是最后往往可以找到多方共贏的結果。
周掌柜咨詢合伙人宋欣調研的一個美國案例就很有代表性，過程戲劇，結果比較積極。2016 年上半年Uber 和Lyft 還被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當地政府認定為非法營運。但2016 年年中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申請了350萬美元聯邦撥款，用于改善當地的公共交通狀況。其中有57.5 萬美元計劃用于補貼前往當地輕軌站的Uber 和Lyft 網約車。背后是政府和Uber、Lyft的緊密磋商和法律攻防，帶來這個改變的最終理由是：定位用專車補充部分公共交通功能，條件是地方政府獲取乘車數據，以便調整服務。
而對比監管比較僵化的英國，從媒體中我們看到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英國監管部門在2016年中旬出臺管理辦法，宣布取締Uber在倫敦的運營牌照。表面上看是因為認為Uber的司機可能會成為社會安全隱患。這背后真正的問題其實是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用20世紀初的法律去限制21世紀的創新科技公司的發展，并且強迫所有人循規蹈矩，放棄科技紅利。現在還處于死結中。
但如果解決不了這種“文明沖突”，往往會激化為社會矛盾。再拿印尼雅加達為例，當地出租車組織同樣一直認為Uber的加入破壞了市場競爭環境，出租車司機大面積聚集在首都雅加達抗議，于是2014 年網約車平臺公司被禁止，但是在2015年，出行需求強烈的公眾和輿論給政府施加壓力，政府又重新給予了網約車經營許可。
可以看出，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因為出行行業關系普通底層勞動者問題，都矛盾異常尖銳。宋欣發現：在多輪激烈對抗后，全球很多地區達成了一種陽光下的和解，比如倫敦、西班牙、日本、韓國和臺灣等五個國家和地區將Uber等網約車納入之前的商業運營車輛管理辦法，開始一視同仁的給與政策管理?？梢姡O管并不是無可作為，問題總有解決辦法。如果我們對矛盾進行抽象的探討有了如下兩個邏輯關系：
其一，Uber和滴滴為代表的數字文明與政府治理客觀上定位高度重疊，唯有合作立法才可能解決系統性矛盾。這種相似性主要體現在數據掌控、規范制定和利益分配三個方面，在沒有網約車之前，政府治理主導的行業監管是以維護行業服務職能為主要目的，以就業為間接目的。而網約車通過技術手段調整收益分配的方式，實際上某種程度切換了新的管理方法。如果政府治理完全認同網約車的合理合法性，似乎其最終只是整個鏈條的被動管理者，這還不包括出租車公司的股東結構以及國家投資因素。而就業的放大，網約車公司創造巨大社會貢獻，但對于政府治理來講，則轉變成了“舊勢力”提出的公平性問題。由此，監管不斷作為談判協調者對于自己是有利的，對于乘客、司機和網約車公司都是一種牽制，但結果是一味強化“文明沖突“卻形成惡性循環；
其二，兩者公正性的定義邏輯邏輯不同。Uber和滴滴等公司通過智能算法，把控的是宏觀的交通效率，微觀上通過市場定價平衡司機和乘客的關系。但政府屬性天然需要盡量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盡量掌控宏觀經濟運行數據，特別是代表弱勢的商業模式執行者，也就是傳統出租車公司。但中國式懸崖監管主要問題在于集中確立的都是權力管轄范圍，保證的是最低層次的“有人管”的問題，并非如何科學管理。所以科技企業和政府監管亟需建立一種全新的信任機制，用科學管理重新定義公平。
以上兩點可以看出，根本性解決科技創新和傳統商業模式的矛盾，唯有文明融合和科學管理兩個方法，一定不是“道德宣誓”。解決這些根本的落腳點，還是需要因地制宜的監管理念創新，借鑒其他國家成熟經驗，以合作角度的立法探索。而對于行業領袖公司來講，也很有必要告訴公眾：如何通過科技惠及民生？網約車如何賦能交通監管？公眾自然樂見“科技惠民“的大和解。
網約車背后是中美AI競賽
不可否認：一系列社會事件之后，網約車行業似乎進入了死胡同，正在走向非黑即白的創新迷宮。從網約車投資者的角度看，高科技公司引領創新的勢能或許正在消失，人們對它的想象力正在被話題性的道德問題覆蓋。原本滴滴、首汽、曹操、嘀嗒這些行業領先者是應該給與前沿創新贊許的，在現在世界范圍內Uber和Lyft上市的時間節點，中國網約車行業則顯露出先進性褪去的跡象。在我們批判滴滴等網約車行業帶來社會問題的同時，另一個維度同樣值得我們關注——就是網約車行業的“大發展”才能解決“大問題”。
拿滴滴舉例，我們來還原這個行業的創新思維：首先，滴滴和Uber都已經具備了AI級智能入口的特性，在互聯網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用呼叫服務，智能匹配的方式為幾千萬人提供高效智能計算，這是人類社會治理前所未有的創舉；其次，網約車巨頭的行業定位站在超越Facebook、微信、百度這些信息屬性應用，有可能成為一種更深刻的經濟模型，不排除是下一代人機智能時代最核心的商業模式。
直白點說，如果未來人對著手機可以提出服務需求，并就近獲得滿足和服務，這將是商業文明的重大飛躍。網約車行業其實是超越車輛，也是超越自動駕駛，背后的創新邏輯更加豐富。正如筆者在2016年發表的《蘋果投資滴滴劍指人機智能時代》文中圖示，而滴滴的本質應該就是“智能服務”。近日滴滴在增資注冊資本后同步在經營范圍中加入“經營電信業務”，或許也是以上分析的一個佐證。
繼續我們的大膽想象：我們每天主動用滴滴、嘀嗒等智能應用輸入和呼叫我們的需求，我們的時間、位置和需求數據得到了記錄，并且與多個分布式的終端建立了一種高效的計算式匹配。而這個互動的結果從商業服務的角度則提供了一個更加精準、有效、高價值差異化服務的基礎，為每個人提供性價比最高的定制服務，不得不說這將是科技惠民歷史上的重大技術飛躍。那么用長期的發展眼光來看，滴滴和Uber的競爭，本質上也是中國領先智能科技和美國的同起點賽跑。我們在抨擊滴滴服務、專業性、安全性缺失的同時，也需要意識到網約車行業承擔的技術創新使命，承認監管應該肩負的管理創新責任。
網約車行業發展的目的是清晰的：第一目的是保證乘客安全、便捷出行，第二是提高行業效率，提高交通管理水平，第三則應該是清醒認識到這是一個涉及到中美科技創新甚至對抗的前沿戰略性行業，短期的口水如果將企業淹死更不符合社會的進步需求，“懸崖式”監管實際上站在了交通行業進步的對立面。Uber前后腳與滴滴公布了巨額虧損，高達18億美元，引發外界對網約車行業商業模式的看衰，但其實Uber大部分的虧損來自于新業務開拓以及無人駕駛等新技術的探索，而滴滴的虧損真實的情況超出大部分人所料——很大程度來自運力短缺、激勵司機做的補貼。長此以往，兩個企業的差距會進一步拉大。
總結以上分析和思考：網約車行業面臨著復雜而深刻的矛盾，真正符合公眾利益的未來交通需要滴滴們充滿“品牌服務”思維和人文關懷的技術創新，也需要科學監管對行業健康發展的推動。當各方走下懸崖，合作融合的滿足公眾訴求，“科技惠民”才會真正到來。
